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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新诠释(1)

作者:宏兴乳业来源:转载 日期:2013-10-25

羊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新诠释(1)

 

     借鉴新的文化类分方法,我们可以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概括为“羊”文化。其羊文化特征不仅能从文化的最基本表达系统——文字的字源学意义上找到证据,也能从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以及这种生产方式对文化的影响中找到答案。

  一

  在对文化进行类分时,人们常常依据文化生成的地理环境把人类文化分为河谷型、草原型、山岳型、和海洋型四种文化类型;或者按照生产方式的不同把文化分为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工商文化三种文化类型。这样的类分方法都有其合理性,但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所反映的只是文化的外在表现特征,没有反映出不同文化类型的内在特质。原因是上述文化类分的依据是文化的表象差别而不是文化内在特质的不同。

  文化是有性格的存在,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性格特征。如农业文明养育出来的是温和的和内敛的文化性格,游牧文明养育的是粗犷的和极具掠夺性的文化性格,工商文明养育的是投机和进取的文化性格。文化的内在性格特征用地理环境或者生产方式的描述是难以准确表达的。

  在当代企业文化研究中,流行用狼性文化、羊性文化和虫性文化概括企业的不同文化特征。狼性文化是指具有开放意识,开拓精神和充满冒险、进取精神的文化形态;羊性文化是指温和的、保守的、细腻的、内敛性的文化形态;虫性文化则是指善于投机的、而又踏实敬业和一丝不苟的文化形态。

  文化形态在企业文化中的这种类分适用于对企业文化的表述,也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和普遍性。这种文化类分方法极其清晰而又形象地概括了企业文化的不同外部特征,也表现了企业的文化性格和内在特质。作者认为,尽管可以不认同用同样的称谓对人类文化进行同样的类分,但这种对于文化特质的表达方式显然是可以借鉴的,它有助于我们对于文化更深层的认识。从相当程度上讲,我们完全可以用这样的文化诠释观念类分人类文化。据此,中国传统文化可以用羊性文化类型作概括,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文化可以用狼性文化表达,现代资本主义文化则适用以虫性文化说明。

  二

  事实上,我们把中国传统文化视为羊文化也并不完全来自对于企业文化类分的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从诞生时起就与羊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查阅有关“羊”的大量考古与文献资料,我们发现,“羊”已经远远不再是一种作为生物的存在,而是作为一种观念或者说精神渗透进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它甚至渗透进传统中国人的性格中,并在极大程度上准确地表达了传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据考古发现,距今大约8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出现了陶塑羊的形象,[2]长江流域在约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也出现了陶羊。[3]另外,考古学工作者还先后在河北武安磁山、陕西西安半坡、山西夏县东下冯、甘肃兰州西瓜坡、内蒙赤峰药王庙、山东历城龙山镇、江苏邳县刘林、湖北天门石家河、湖南沣县三元宫、云南宾川白羊村、云南元谋大墩子、广西南宁贝丘、河北唐山、河南汤阴、内蒙包头等地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羊骨、羊骨架、羊牙床、羊臼齿以及陶羊和红陶羊。[4]大量的考古报告表明,羊早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是人类的伙伴。

  通过对字源、语源进行文化学研究,我们还能进而扑捉到大量关于羊与早期文化生成关系的信息。最早的可见的文字资料卜辞表明,殷商时期已经“六畜”俱全。从徐中舒先生主编的《甲骨文字典》收字情况来看,以“六畜”为字根的各部分字,其字数依次为:羊部45;豕部36;犬部33;牛部20;马部21;鸡部3文。其中羊部字占明显优势,其余次之。羊在六畜中占据头等地位,这就为中国古代人首先将情感价值投入并凝聚到羊身上提供了物质基础。殷商时期是我国传统文化生发的重要奠基时期,殷人对羊的特别关注也必将使羊对传统文化观念的塑成产生深远的影响。

  经历西周与春秋战国的文化整合和沉淀,最迟不晚于前汉,一些关于羊的文化观念最终定型,现将其荦荦大者列举于此:

  ()羊食为養——羊与中国传统膳食

  “養”字语源是“羊”。《说文•食部》:“養,供養也。从食羊声。,古文養。”[5]许慎把“養”字视为形声字,但分析“養”字的原始结构,它又是一会意字,乃一人献羊之象,其字根就是羊。与“養”字密切相关的另一个字是“羞”字,其原始意思与“養”相似。《说文•丑部》云:“羞,进献也。从羊,羊所进也。从丑,丑亦声。”[5]两字比较,均有“持羊进献之象”。[6]不过,前者意思倾向于由食物带来的滋养,所以有供养之意;后者则倾向于指食物本身,所以“羞”乃“馐”的本字,是食物的总称。

  中华民族自古以素食为主,所以,许慎在《说文》中说:“食,一米也。”[5]但以米为食毕竟为果腹之需。因此,中国人在原始时代便有了家畜的喂养和食用。当时,豢养的家畜主要有羊、豕()、犬、牛、马、鸡六畜,羊居首位,其原因在于“羊在六畜中,主给膳也。”[6]正因为如此,意指膳食的“羞”字和意为供养的“養”字都把羊作为它们的字根。所以王筠说:“凡食品,皆以羞统之,是羊为膳主,故字不从牛、犬等字而从羊也。”[8]

  六畜之中,人们选择羊作为“给膳”之主,是因为羊易于豢养。很显然,羊的宜养性是大型的牛、马和以饲料为食的猪所无法比拟的,而其所提供的膳食品质和数量又是犬和鸡这些小型家畜、家禽也无法比拟的。加之上古时期,中原地区气候温湿,草木丰茂,羊的食物丰富,所以,人们选择了羊作为主要的家畜。

  羊宜于豢养、性情温顺、肉质鲜美,这些特征使它很容易成为人类优秀的生物伙伴,于是人类就会不可避免地在羊身上投放更多的情感因素,并促成对羊的外在品行和内在性格的进一步认识和认同,而羊的上述特性在这种认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被人性化,其品格中被人们欣赏的部分也就会轻易融入人类的价值观中,如“羊大为美”、“羊我为義”等。而羊优异的膳食品质则会强化人们对羊的情感,从而把它视为吉祥的象征、仁义的规范,甚至视为神化的图腾和宗教的圣物。

  ()羊者祥也——羊与中国传统宗教信仰

  羊被视为吉祥的象征渊源极早。《墨子•明鬼下》云:“有恐后世子孙不能敬以取羊。”这里的“羊”字就是“祥”的意思。出土的西汉铜洗,纹面“吉祥”二字常写作“吉羊”。许慎《说文•羊部》云:“羊,祥也。”《示部》“祥”下说:“福也。从示羊声,一曰善。”王国维《观堂集林》也说:“祥,古文作羊。”从古文“羊”、“祥”通用可以看出,在古人心目中,“羊”显然是吉祥的象征。

  羊被视为仁义祥物,原因应首先在于羊性温顺,易于驯养,并可为人们提供鲜美的滋味和丰富的营养。在崇尚甚至迷信自然的时代,羊的这种品格极易被神化,或被寄予种种美好的想象,或视为神物、或视为精灵。古代的祭祀活动将羊作为三大用牲之一,用以作为人、天沟通的使者,其原因也在这里。

  《易纂言外翼》云:“马、牛、羊、豕、犬、鸡为六牲,祭礼所常用者,牛、羊、豕三牲也。[9]《诗经•小雅•鱼藻》云:“三牲:牛、羊、豕。”三牲用羊由来已久,随后演变为中国传统祭祀的基本牺牲。用三牲祭祀在商代已十分流行,卜辞中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如:

  庚子卜:侑父乙羊九?(《甲骨文合集》21065)

  贞:三元示五羊,它示三羊。(《怀特氏所藏甲骨集》898)

  牺牲用羊也是西周流行的祭祀方式,所以,一生为恢复周礼奔走呼号的孔子极力维护这一传统。《论语•八佾》记载:“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正因为羊常常作为祭品出现,所以,羊实际上具有了宗教上的含义。日本美学家今道友信先生在《关于美》一书中指出汉语“美”字中的“羊”字一定要和《论语》中“告朔之饩羊”联系起来理解,是牺牲的象征。他说:“美比作为道德最高概念的善还要高一级,美相当于宗教里所说的圣,美是与圣具有同等高度的概念,甚至是作为宗教里的道德而存在的最高概念。”[10]他的这种见解不无道理,在他看来,“美”是羊这种牺牲的衍化,因而具有一定的宗教意蕴。

  羊被古人视成为远古先民的仁义祥物,并被视为具有一定宗教意义的圣物,很自然地演化成了一些民族的图腾。古代西北地区有羌族,最初大约为西北地区一个牧羊为生的民族,《说文解字》云:“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由于羊在羌人生活中的具有重要地位,所以,古代羌人十分崇羊,长期以羊为民族图腾,其风习一直延续到今天。另外,瑶、侗、苗等民族也大致出于同样的原因以羊为民族图腾。

  ()羊大为美——羊与中国传统审美取向

  在研究中国古代人审美观念的形成中,“美”的字源学考察一直是国内外学者们关注的问题。国内学者臧克和在其《汉语文字与审美心理》一书中提出了较系统的看法,书中指出:我国古代人审美价值判断活动与饮食、与自身的繁衍、与物产丰盛的追求以及与初民的祭祀活动有关,古代审美价值取向的古文字符的字源涵义基本上来源于视觉的感受性和味觉的感受性。[11]臧氏的看法是正确的,他从味觉和视觉两方面看到了“羊”与“美”的关联,但是仍旧不够全面,从中国古代的具体情况看,中国传统审美取向的形成与羊的确关系密切,“美”字不仅产生于对羊的味觉感受和视觉感受,同时还产生于对羊的精神感受。味觉感受和视觉感受是直观的,精神感受是意象的。它们尽管都是“美”产生的重要条件,但后者似乎更为重要。

  “美”的真实含义是什么?许慎在《说文》中的回答是:“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王筠则曰:“羊大则肥美。”[7]段玉裁进一步说:“甘者,五味之一,而五味之美皆曰甘。羊大则肥美。”[12]许慎、王筠、段玉裁都试图从人们对羊的味觉感受上谈美的字源意义。

  宋代的徐铉在整理《说文解字》时对许慎关于“美”的解释有个补充,他说:“羊大则美,故从大。”[8]他试图从人们对羊的视觉感受上谈了美字意义的起源。这一解释不应视为对许慎说的一种否定,应当是对许慎说法的一种补充,从段玉裁的解释中看,他似乎既赞同许慎的味觉说,也赞同徐铉的视觉说。

  美的价值取向还来自对羊内在特质的认识,即人们对羊的精神感受。在传统文献里,羊常常被描述为具有各种美德的义畜。《毛诗注疏•小雅•无羊》里说:“尔羊来思,其角濈濈。”郑玄笺注言:“此者美畜产得其所。”[13]这里,羊被郑玄视为美畜。《惠氏易说》云:“尔羊来思,矜矜兢兢,不骞不崩,麾之以肱,毕来旣升。”[14]羊在这里,又是坚强和顺从的形象。《春秋繁露》则说:“羔有角而不任,设备而不用,类好仁者;执之不鸣,杀之不啼,类死义者;羔食于其母必跪而受之,类知礼者。故羊之为言犹祥与?[15]在董仲舒的眼里,羊有角不触人,杀之而不悲啼,跪享母乳,知仁、知义、知礼,集美德于一身,所以是仁人君子学习的榜样。总之,羊的美德反映了人们对羊的精神感受和人们对羊秉性的人格化概括,而正是在这种感受和意象概括中,“羊”与“美”产生了联系,并最终导致“羊大为美”观念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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